一代大師汪曾祺

時間:2018/01/29/ 14:46

       20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,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。今天,我们在谈论汪曾祺大师时,已经非常自然。汪曾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值,很多作家生前显赫,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人遗忘。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,汪曾祺在20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,是40年代的文学新人,80年代的优秀作家,90年代的大腕级作家。21世纪,对作品的评价方式从“社会影响”逐渐转向“作品本身”,人们终于承认汪曾祺——20世纪的一代文学大师。

  20世紀評價文學的縱橫價值標杆大致是:縱坐標,沿襲已久的革命文學傳統價值;橫坐標,則是外來的文學標准。1978年前的外來標准,主要由前蘇聯文學的傳統構成,稍帶俄羅斯文學的傳統,比如列甯肯定過的“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”托爾斯泰等。汪曾祺的作品,當年恰恰在這兩個價值標杆之外,他的作品被劃入到休閑淡泊的範疇,和林語堂、梁實秋、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一起作爲文學的二流。

  如今人們發現,汪曾祺連接了曾經斷裂的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。建國後出現的作家,在文脈上曾有過刻意和“五四”文學劃清界限的現象,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出現過一道鴻溝。汪曾祺是填平這道鴻溝的人,不僅因爲他的寫作跨越了兩個時代,更因爲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樣在兩個時代寫出不同的文章來。他早年的《雞鴨名家》和晚年的《歲寒三友》放在一起,是同一個汪曾祺,而不像《女神》和《放歌集》裏面有截然不同的兩個郭沫若。汪曾祺還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後重新發表,比如《異秉》等,一方面是因爲藝術上他精益求精,另一方面他以創作實踐,對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進行了有效的縫合。

  早年的汪曾祺,除受到他尊重的沈從文先生的影響外,還受到了“五四”時期另一個比較邊緣化的作家廢名的影響。廢名是一個文體家,他在小說藝術上的追求、對漢語言潛能的探索不應該被忽略。汪曾祺的作品,對現代文學的傳承和張揚,爲一種文學價值的重估,爲文脈的延續與發展,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資源。正如布魯姆在《影響的焦慮》一書中,曾經說到的觀點: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後人,而是後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。沈從文、廢名影響了汪曾祺,而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從文,照亮了廢名,也照亮了文學史上被遮蔽的角落。

  汪曾祺對沈從文的審美精神進行了擴展、延伸。沈從文從梅裏美、屠格涅夫等古典主義作家那裏汲取營養,開創了中國風俗小說的先河。汪曾祺成功地繼承了老師沈從文淡化意識形態的敘事態度和詩化、風俗化、散文化的抒情精神,而且將視角從鄉村擴展到市井。對于市井來說,中國文學曆來少有詩意的觀照。汪曾祺的《大淖記事》《受戒》這類鄉村生活題材的作品,所達到的靈性程度和人性詩意,和他同時代的作家幾乎無人能及;汪曾祺的《歲寒三友》《徙》《故裏三陳》等純粹的市井題材的小說中,詩意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市井,在汪曾祺的筆下,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詞。

  在白話文草創時期,新文學的寫作自然會下意識地接受翻譯文體的影響,像魯迅的小說語言和他翻譯《鐵流》的語言是非常相像的。沈從文在同時代的作家中,對翻譯文體是過濾得最爲徹底的作家,他的小說語言帶著濃郁的中國鄉土氣息和民間風味。汪曾祺的小說在語句上,平仄相間,短句見長,幾乎沒有歐化的長句,能讓人想到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、筆記小說、《聊齋》和《紅樓夢》。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,和沈從文的野性、原生態相比,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氣和典雅。中國的小說敘事,在汪曾祺這裏,完成古今的對接,也完成了對翻譯文體的終結。汪曾祺活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,曆史造就了這樣的機會,讓人明白什麽是真正的“中國敘事”。1978年以後,中國文學面臨著重新被歐化的危機,面臨著翻譯文體的第二潮,汪曾祺碩果僅存地提醒著意氣風發一心崇外的年輕作家,“回到現實主義,回到民族傳統”。汪曾祺作爲“現代”文學的過來人,在當代文學時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創作力,他不是那種只說不練的前輩自居的過來人,他的提醒雖然不能更正一時的風氣,但他作品的存在讓年輕人刮目相看,心服口服。

  20世紀80年代,現代主義文學風起雲湧,汪曾祺在各種場合就反複強調“回到現實主義,回到民族傳統”。21世紀,當我們在尋找呼喚“中國敘事”時,發現汪曾祺已經爲我們提供了經典的文本。汪曾祺的寫作,取意、融合、轉化唐詩、宋詞、元曲的意境,爲白話文帶來了罕見的美感,將中國傳統文學的巨大資源庫引流到白話寫作中。汪曾祺對傳統文學、文化資源的轉化,具有楷模和榜樣的價值,召喚著後來者。傳統文化的影響,滲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個角落,他的觸角在小說、散文之余遍及戲劇、書畫、美食、佛學、民歌、考據等諸多領域,他的國學造詣潤物細無聲地滋潤著讀者。

  汪曾祺的價值還在于打通了文學創作與民間文學的內在聯系,將知識分子精神、文人傳統、民間情懷有機地融爲一體。“五四”新文學運動,是現代知識分子對舊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。“五四”以來的文學,存在著濃重的文人創作痕迹。汪曾祺早期的小說,也帶著這樣的痕迹。新中國成立後,汪曾祺的小說文氣依舊,但接地氣,通民間,渾然天成。這種“天成”,或許是被動的,建國後的文藝政策以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爲准繩,講話的一個核心內容,就是文藝家要向民間學習,向人民學習。汪曾祺和同時代的作家必須放下文人的身段,從民間汲取養分,改變文風。

  汪曾祺和趙樹理在《說說唱唱》編輯部共事過5年,同時他閱讀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文學作品。時代的風氣,同事的影響,閱讀的熏陶,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間情懷,讓他對民間文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,並且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。1957年,在反“右”運動中汪曾祺被劃成“右派”,發配到遠離城市的張家口鄉村,更加體嘗到民間文化的無窮魅力。他的一些小說章節改寫于民間故事,而在語言、結構的方面也處處體現出民間文化的巨大影響。汪曾祺的“民間性”或許不如趙樹理、馬烽、西戎等人鮮明,但汪曾祺身上的傳統文化底蘊是山藥蛋派作家難以企及的,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諧的統一,在這方面,汪曾祺可以說是當代文學第一人。

  汪曾祺早年美學趣味的構建,卻也早就受到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,他的作品中有民間、有傳統,當然有現代主義的基因。汪曾祺最心儀的作家是國內現代主義熱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。在《談風格》一文中汪曾祺說:“阿索林是我終生膜拜的作家。”“他的小說的戲劇性是覺察不出的戲劇性。他的‘意識流’是明澈的,覆蓋著清涼的陰影,不是蕪雜的,紛亂的。熱情的恬淡,入世的隱逸。”阿索林在中國的冷遇,是另一種文學趣味在中國的遭遇,也是汪曾祺遭遇的一種縮影。據汪曾祺自己回憶,20世紀40年代他還受到伍爾夫意識流小說的啓發。他創作的《綠貓》中,出現了“瑞恰茲”這樣的名字。

  汪曾祺可以當之無愧稱爲20世紀中國的文學大師,他的“大”在于融會古今、貫徹中西,將現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爲一體,將中國的文人精神與民間的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,成爲典型的中國敘事、中國腔調,他的價值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瑰寶,隨著人們對他的認識深入,其價值越來越彌足珍貴,其光澤將會被時間磨洗得越發明亮迷人。

  【作者簡介:王幹,著名評論家、作家、《小說選刊》副主編】

 

 


藝術培訓考試